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八年抗战的苦难岁月。从"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起，日本侵略军就疯狂进攻，血洗中国。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倒于血泊之中，南京大屠杀更是一次绝灭人寰的大惨案。然而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在远离前线的大西南后方，在贵州高原上海阳河畔的镇远城，却听不到枪鸣炮啸，看不见战火硝烟。在这里，有一个被誉为"和平村"的战俘营，它的全名是"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本战俘收容所"'"和平村"的名字，是外国人取的。1939年，日本反战同盟总部负责人鹿地巨先生就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题目就是《和平村--俘虏收容所访问记》。

　　在这个日本战俘营里，中国本着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俘实行改造与感化，"化顽敌为良友，促进世界和平"，使他们越过了死亡线而获得新生。在这里，和平与战争、人性与兽性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展开了一场灵魂的大搏斗，其间有许多正义与邪恶搏击、爱与恨交织的故事。稍有良知的日本人，受到感化之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与日本军国主义决裂，加入"反战同盟"，成为反法西斯的战士。但也有些冥顽不化的日本战俘，兽性不改，不断制造"绝食"、"升旗"、"刺杀"、"割舌"、"暴尸"等事端，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相对抗。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人性终于战胜了兽性，这个艰苦的过程，集中展现在"和平村"。"和平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份厚重的历史档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一个重要的遗迹。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设有两个日本战俘收容所，一所在西安，另一所在镇远。西安的战俘收容所已经荡然无存，惟有这镇远的收容所至今依然存在，保留着这一段苦涩的记忆。这个收容所是1938年建立的，负责收容长江以南日军的俘虏。最初设在湖南常德的盐关，以后迁到湖南辰溪。1939年4月，因武汉失守，便迁到镇远，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前夕。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当时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下设有敌情研究科，科长是中共党员、文学家冯乃超，他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又是政治部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作为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阳翰至，特地邀请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巨、池田幸子夫妇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并组织"在华曰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分盟"，以后又在重庆建立"反战同盟总部"。收容所属三厅指导，管理人员中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康大川化名康天顺，他是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少校主任管理员，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他身上发生。

　　毫无人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战俘是冷酷无情的，宁可让他们去死，而不愿留下一个活口。在由湖南向贵州转移的途中，日本不断派飞机进行轰炸，企图把他们炸死，以免泄露机密。尽管他们死里逃生，侥幸活了下来，但日本政府还是给他们的家属发出了"阵亡通知书"，说他们早已不在人世。1949年，这批战俘全部遣返回国。当他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时，进门便见着家人供奉他们亡灵的牌位，不觉感慨万千，痛哭流涕。生人作死魂，这是何等的残忍。这的确使他们感到"和平村"是起死回生之地，在这里越过了一条可怕的死亡线。特别是那些"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对"和平村"有深厚的感情，1982年、1985年和1987年，分三批重返镇远。故地重游，又是一番感慨。他们说："镇远是我们的再生之地，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日本人民反侵略反霸权的大学"，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让"日中友谊万古长青"。

　　"和平村"位于镇远城和平街南侧的五云山脚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四面有高约8米的石砌围墙，四角建有守卫的监视塔。正门是砖砌的拱券门，分为前后两院。前院正中是一楼一底的办公楼，战俘住在四周的监禁室里。后院有一座大礼堂，两侧为卫生所、厨房、洗澡间、水井、运动场和防空洞。在这里关押了六七目名战俘，其中有三个女战俘。收容所里有一个"哑巴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战俘很难转化，他们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竟然把自己的舌头割掉，以免在无意中泄露机密。看来，"和平村"里并不和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新收容的战俘先送进"新生班"，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转化才进入"训练班"。转化的过程十分艰苦，简直有如深入虎穴。新来的日本战俘多桀骜不驯，不服管教，到处寻找事端，无理取闹。传奇式人物康天顺来到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和战俘住在一起，关心他们的生活，主动和他们交朋友。起初，战俘们对他怀有敌意，不肯同他接近，但他始终坚持，极力同战俘打成一片。有战俘病了，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设法搞来药品，为他们治病。战俘渐渐分化，在康天顺的开导下，有些人觉悟过来。在此期间，国际红十字总会派了一个瑞士人来"和平村"考察，使他感到十分意外。他说："中国镇远日本俘虏收容所的少校主任管理员，跟日本战俘关系融洽，跟日本战俘住在一起。我走遍了全世界，几乎看了所有的俘虏收容所，没有见过这样好、这样有秩序的收容所。"从此，"和平村"的美名便蜚声中外。有了这样的基础，于是由"反战同盟"总部的负责人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出面，在战俘中发展组织，建立起"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参加的人达150余人，以谷川敏三为队长。这谷川敏三，回国后任日中友好事务局局长，曾经三次重访"和平村"。

　　沉闷的气氛渐渐打破，战俘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日本人最爱吃蕨菜，就经常组织他们上山采集。为了改善生活，他们自己磨豆腐，上山打板栗，下河捞鱼虾。"反战同盟"在收容所中活跃起来，办起了反映收容所生活、宣传反战情绪的刊物《和平先锋》、《东亚先锋》。他们感到和平生活的乐趣，闲暇时制作心爱的工艺品，有的用木头雕刻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有的用牛角雕成人头像，有的制作月琴、小提琴和夏威夷四弦琴"克洌洌"，还有日本人喜爱的"麻雀牌"(麻将)。许多人学会了中国话，唱中国歌，高唱《反战同盟歌》。最动人的是，在日本战俘收容所里，居然举行了"慰劳中国抗日战土会"，公演反战话剧《三兄弟》。"反战同盟"的成员，不仅在收容所里开导战俘，还自告奋勇到前线对日军喊话，劝他们弃暗投明，放下屠刀。有三人在喊话时被日军枪击而死，献出自己的生命。

　　1941年7月20日，为纪念"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成立一周年，郭沫若、老舍、阳翰至都为"和平村"题诗。郭沫若写道："英雄肝胆佛心肠，铁血余生几战场。革命精神昭日月，同盟基业奠金刚。风声飒飒流松籁，鸟语嘤嘤庆草堂。我辈东方好儿女，齐心共把责任当。"日本投降后，"反战同盟"的成员以"长谷川敏特殊部队"的名义返回日本，137人在东京举行最后一次聚会。他们怀念"和平村"，三次重返镇远。有个盟员叫中野宇一，他精心雕刻了一尊柚木观音像，观音赤足立于莲花座上，右手提着有一条鲤鱼的篮子，左手托钵，象征热爱和平。有一幅无名氏的水彩画，是当年"反战同盟"成员洲乍品，用一组荒凉的山坡、几株老树、两排炮楼，烘托战争年代的情景，勾起这段痛苦的回忆。

　　"和平村"不仅是镇远的，而目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遗迹，现已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准备大川修复。在这里还有两件珍贵的文物，一件是当年工作人员佩戴的证章，另一件是战俘名册。1985年，在贵州万邦房产开发公司的资助下，由唐佩琳先生根据"和平村"的史实写了一个剧本，题为《那年那月》，并由贵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分上、下两集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