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是东汉时的尹珍，他外出求学，回贵州教学，是“首开南疆之学”的重要人物。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乐山大佛，是唐代的海通法师创建的，他的故乡在播州，即今遵义市。南宋末年，筹划修建钓鱼城的冉、冉璞也是播州人，他帮助余抗击蒙古军，在四川合川一带修建了十余座城，钓鱼城就是其中之一，是古代军事建筑名篇。明代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开辟龙场九驿，促进了黔西北经济、文化发展。

　　贵州自建省以来，文化教育日益兴起，人才不断涌现，陆续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明清两代，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庞大人才群，还出了3个状元。贵阳人杨龙友“独破天荒”，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他的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而他的诗则被列入“崇祯八大家”之一。贵阳人谢三秀以诗闻名于世，被誉为“天末才子”。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孔尚任读了贵阳人吴中蕃的《敝帚集》，惊呼“即中原名宿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在《康熙字典》的纂修官中，名列第一的是周起渭(渔璜)，贵阳花溪区的桐书屋就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贵州平坝的陈法是清代知名的治水专家，他所著的《河干问答》，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贵州广顺（今长顺）的但明伦是点评《聊斋》的大手笔，《但批聊斋》备受推崇，为贵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遵义的沙滩，自清代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文化蒸蒸日上，一个僻静的山庄竟成为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和外交家的摇篮，涌现了郑、莫、黎等大家，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郑珍和莫友芝被誉为“西南两大儒”，他们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郑、莫合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其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是晚清的著名诗人、“经学”大师，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儒家经典，所著《巢经巢经说》等，多有创意。莫友芝是享有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的书法在国内颇有名气，堪称一家。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贵州籍名臣名宦不断崛起。贵州黎平人何腾蛟联合李自成余部抗清，被称为“南天一柱”。清代三百余年中，贵州在台湾为官的有27人，政绩卓著的有贵阳人周钟、蒋允 (音同薰)、李嗣和罗大春。周钟清初任诸罗知县，教民农耕，兴修水利，开设学校，主修《诸罗县志》，对开发台湾有功，人民为他立祠塑像，盛赞为“周公”。蒋允在乾隆年间任过台湾知府、分巡台湾省，台南的“新十二景”为他所建，当地人为他立有《大老爷蒋重修德安桥记》石碑。李嗣在道光年间任淡水厅同知，修纂《淡水厅志》。贵州施秉人罗大春在咸丰、同治年间任福建陆路提督，正值日军入侵台湾，他移驻台湾后，发动高山族人民抗击日军，还将防守方略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在台湾开发史上铭刻着贵州人的名字，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抗击外来侵略者，发展台湾经济、文化中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清代名臣中，丁宝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封疆大臣，他以杀太监安德海而闻名天下。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平远州(今织金)牛场人。同治年间在山东任按察使、布政使，做了十年山东巡抚。在此期间，黄河几次泛滥，漕运受阻，田园淹没，人民叫苦不迭，而河官却往来推委。丁宝桢自告奋勇，请求担负治河任务，悉心筹划，亲临现场，与百姓日夜抢险，并下令“如有阳奉阴违者”立即正法。因其治水执法严厉，调度有方，故每每事半功倍；胜利完工，人民感激不尽。所以他离开山东十年后在成都去世时，山东人民恳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在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他任四川总督时，重修都江堰，川西人民受益匪浅，在都江堰二郎庙为他塑起一尊雕像。丁宝桢是个具有开放思想的人，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在山东构筑炮台、创办山东机器局，又在成都创设四川机器局，开创了山东和四川的近代工业。他与别的洋务派不同，主张把“强兵”植根于“富国”，在四川实行盐政改革，将“官运官销”改为“官运商销”，严惩贪官污吏，擒拿江洋大盗，禁止苛捐杂税，促进商品流通，四川财政大为好转。丁宝桢敢做敢为，遇事勇于承担责任，善于识别和启用人才，“功在于世，利在于民”，他的事迹至今仍传为美谈。

　　遵义黎庶昌(1837～1898年)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是中国首批向欧洲派出的外交官。他在欧洲5年，任过驻英、德、法和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四国使馆参赞，游历过欧洲10个国家，将他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西洋杂志》一书。这本书后来被湖南人民出版社列为《走向世界丛书》之一。客观地讲，当时能写出这样书，确使国人看见了外面的“大千世界”，了解了许多异国风情。《西洋杂志》透露了“西方文明”的信息，隐含着“文明开化”的思想。继后，黎庶昌两度出任中国驻日公使，一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开展民间友好交往，常与日本朝野文士宴饮、唱和，《黎星使宴集合编》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在日本期间，他花重金搜集了流传到日本而国内早已失传的唐宋及元代古籍数十种，辑为《古逸丛书》二百卷，对保存祖国文化做出贡献。

　　李端 (1833～1907年)，贵阳人。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关键时刻上书敦促变法，光绪皇帝特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以“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百陈”的罪名，将他发配新疆。李端的《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改革纲领。他认为人才关系国家之强弱，激励人才是当务之急，应从中央到地方创设新式学堂，引进新思想、新知识，“以此为经”。“五纬”是指设藏书楼(即图书馆)、创仪器馆(即科学馆)、开设书局(翻译局)、广立报馆(出版报刊)、选派游历者(派人出国留学、考察)。他的这些主张为光绪皇帝采纳，成为政府决策。尽管变法以“百日维新”告终，但“废科举，兴学堂”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贵州出了三状元、一探花，称为“三鼎甲一探花”。第一个是武状元，名叫曹维城，他是贵阳人，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夺取了全国武科魁首，时年仅20岁。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阳青岩人赵以炯中文科状元，那时云南还没有状元，所以成为“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夺魁天下的第一人”。继后，贵州麻江人夏同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文科状元，因正值戊戌变法时期，中试后有机会留学日本，成为中国惟一的状元兼留学生。遵义的杨锡谟曾在《公车上书》签名，因怕影响录取，改名杨兆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一甲第三名(探花)，后来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

　　到了近代，贵州人才辈出。贵阳人姚华是誉满京华的文化名人，他是书画家、诗人、词曲家、经史学家及文学家。他翻译过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他的颖拓被称为“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出任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并开创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当代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把姚华的书画当成极品收藏。在新文学史和近代新闻史上，贵阳人谢六逸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20年代便进行文学创作，善写散文、儿童文学，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对日本文学研究与周作人不相伯仲，而且还向人们介绍西方文学。他还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在复旦大学开办新闻系。教育界最有影响的是安顺人黄齐生先生，他不仅是国内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培养了革命家王若飞。

　　在近代科技人物中，有开创我国高等工业学堂的邢端，有开办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的许肇南，有被英国皇家学院称为世界第十四名探矿专家的谌湛溪，有在商务印书馆编审全国理科教材的周昌寿等。丁道衡是内蒙古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者，包头钢铁厂为他塑立了雕像。张永立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被认为是世界宇宙锥体理论八大奠基人之一，在分子振动理论中有一个“张永立函数”，而且很早就研究激光理论和相对论。